研究对象158号

158号是一个来自蓝领阶级家庭的性格温柔的英俊男孩。给研究人员留下乐观、沉稳、外向的印象。心理医生在报告中写道：“我的感觉是，这个孩子将会成长为正常、适应性强———活跃、积极向上的成年人。”

大学毕业后，158号继续学业深造，开始攀登事业的高峰。他娶了一个可爱的女孩，两人常一起演奏钢琴。最后他们有了5个孩子。当问到他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时。他回答，“我感觉不像在工作，而是兴趣所在。我知道真正的工作是什么样的。”25岁时，当被问到，“是否有任何个人问题感情冲突，”他回答，“没有。”根据档案上看，他是个聪明、理智、勤勉的人。“这个人总是用一张笑脸面对世界，”1949年，心理医生在家访后总结说。根据当年的调查问卷，他得到一种“感觉……158号在工作上并非觉得一切尽如人意。”但是，他没有抱怨。在第25次哈佛校友会上，韦兰特在和他见面后评价说“是个沉稳的人。”

两年后，49岁的他已经掌管着一家重要机构。然而职业的压力却让他不堪重负。当被要求简短评价目前工作时，他写道：“要对一切负责，一切错都算到我头上。无论干什么都是错的。好像狩猎场里任人宰割的鸭子。只要是只鸭子，哪一只都一样。”除了工作上的麻烦之外，他的母亲患上中风，妻子被诊断患了癌症。3年后，他不得不提前辞职，以免被炒鱿鱼的羞辱。那年他52岁。从此再没有工作，回家靠股票和退休金养老。

7年之后，韦兰特再次采访158号，感觉到“他依然对自己的被迫辞职耿耿于怀。”4年后，两人再次重提这个话题，他依然愤愤不平。又过了4年，情况依旧，“似乎对于他，时间停止了在他辞职的那一刻。”韦兰特写道，他的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他对待第二个妻子就像对待“一只穿旧的鞋。”

但158号认为自己是快乐的。74岁时，他再次收到问卷调查，其中一道题目是：“你是否曾经陷入人生低谷，觉得什么都无法让你振作起来？”选择答案有“一直、有时候、从未。”他回答，“从未”。另一题问，“你是否觉得平静安宁？”他回答“一直”。两年后，问卷又问，“许多人希望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更有智慧。是否能举例说明你从生活中学到的智慧？”他回答说，童年患过小儿麻痹症和白喉，病愈后，他学会了“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不要期待失败。如果失败来临，不要哭。”

随着人的年龄增加，是什么让他们能继续工作，继续去爱？当格兰特研究的对象纷纷退休。韦兰特已经追踪他们有1/4个世纪，至此，他已经找到预测健康老去（心理和身体上）的7大因素。除了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外。其他因素包括：教育、稳定的婚姻、不吸烟、不酗酒、适当运动、健康的体重。在106名研究对象中，50岁时，符合上述5至6个因素的人之中有一半在80岁时过得“健康而快乐”，只有7.5%觉得“悲惨而病弱”。与此同时，50岁时，上述因素中只满足3个或更少的，到80岁时，无一人过得“健康快乐。”7个因素中，只符合3个或更少的人，即使在50岁时身体还很健壮，80岁时死亡的几率却比符合5个因素以上的人高了3倍。

哪些因素是不重要的？韦兰特在分析后得出一些惊人的发现。50岁时的胆固醇水平和老年的健康毫无关系。社会适应能力和大学时代及青年时期的心理评价有很大关系，但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童年的性情似乎也没有任何预见作用：害羞、忧虑的孩子在青少年和成年初期可能比较难过，但到70岁后可以和外向孩子过得一样健康快乐。韦兰特总结说：“如果你跟踪调查的时间足够长，就会发现决定健康生活的因素也在改变。在一定年龄你需要注意自己的胆固醇水平，一定年龄段后可以完全忽视。”

格兰特研究还发现了其它一些惊人结论。通过大学时期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后期生活的心理健康，远远比预测身体健康更加准确。抑郁症确实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巨大危害：在50岁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的人中，超过70%在63岁时或已死亡或者重病缠身。此外，相比乐观者，悲观者的身体更容易生病，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们较少和他人交往，或不擅长照顾自己。

在格兰特研究对象中，80%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使韦兰特得以研究战争对人生的影响。那些曾经历恶战，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人更容易患慢性疾病，并比那些未曾参加战斗或未曾遭遇激烈战事的人寿命较短。战场上受伤的严重程度可以精确预计未来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可能性，这听上去似乎显而易见，但驳斥了PTSD只是原有心理毛病受刺激后被呈现出来的理论。韦兰特还发现，根据最初采访时心理学家对研究对象性格的判断，能相当准确地推测他未来会成为民主党（性格特征包括敏感、有修养、自省）还是共和党（实际、有条理）“。

酗酒是韦兰特感兴趣的话题之一。目睹一个个的案例后，他发现，酗酒在多数情况下是事情的起因，而非结果。“人们常说，‘那个可怜的人，老婆离开后他开始酗酒。”韦兰特说，“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实际情况是，他先开始酗酒，然后他老婆才离开。”韦兰特就这个题目专门写了一本书《酗酒的自然史》。

韦兰特另一个主要兴趣是人际关系。“社交能力”，他写道，“比智力或父母的阶级地位更能决定老年的幸福。”温暖的人际关系是必须的———如果得不到父母的关爱，那么还可以从兄弟姐妹、朋友、导师哪里获得关爱。韦兰特发现，一个男人在47岁时的人际关系，比“防御机制”之外的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预见未来的生活是否幸福。良好的兄弟姐妹关系作用似乎尤其强大：65岁时生活健康幸福的男人中93%有一个关系密切的姐

妹或兄弟。2008年3月，韦兰特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你从格兰特研究的对象身上学到了什么？”他回答：“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你和其他人的关系。”

纵向调查由于资金断流，研究对象失踪等等原因很少能保质保量地坚持下去。而韦兰特通过联邦津贴、私人捐款等方式确保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每5年进行一次体检，每15年进行当面访问。从一开始就参与该研究的社会工作者刘易斯·戴维斯一直帮助研究对象的持续参与，事实上说服他们并不困难。格兰特研究的对象们以参与这个社会科学实验为傲。

韦兰特还接管了另一项研究。它开始于1939年，由犯罪学家谢尔顿和埃莉诺·格鲁克夫妇创立，研究对象是波士顿贫民区一群少年犯。与之对比的还有另外一群非少年犯，但两组孩子成长环境相似，家庭贫困，父母都是外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上世纪70年代，韦兰特和他的手下找到了大多数非少年犯，因此，今天哈佛大学的成人发展研究包括两个团体：“格兰特小组”和“格鲁克小组”。韦兰特还采访了曾参与斯坦福特曼研究的工作人员。特曼研究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追踪加利福尼亚一群高智商小孩。

和格兰特的数据不同，格鲁克研究显示，童年时代的勤勉程度———比如是否打工、是否参加学校俱乐部或者体育运动队———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预言成年后的精神健康状况。“我们做什么，”韦兰特总结说，“会影响我们如何感觉，反之亦然。”

有趣的是，虽然格鲁克小组比格兰特小组成为酒鬼的可能性高出50%.但他们最终戒酒的可能性也更高。“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韦兰特说，“睡在高架桥下更容易让人意识到他是个酒鬼，而每天在私人俱乐部喝得烂醉如泥的人却难得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韦兰特试图尽量忽略两组人的差异。比如，他承认，虽然格鲁克小组成员在68岁至70岁时的死亡率已经相当于78岁至80岁的哈佛小组成员，但这个差异主要是教育程度低、肥胖、酗酒、吸烟所造成的。“当这4个变数得到控制，”他说，“相对地他们父母所属的阶层、智力和目前收入状况并不重要。”但是，这些都是很难“控制”的变数。韦兰特指出，70岁时，受过大学教育的格鲁克小组成员和哈佛毕业生一样健康。但是，只有29名格鲁克小组成员读完大学，仅占6%.

经过了如此长的岁月，格兰特研究见证了医学和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每个时期关注的重点和研究方式都不相同。上世纪30年代，阿里·博克的工作受到“体质医学”运动的影响。50年代中期，查尔斯·麦克阿瑟接管后，主要关心通过心理测试如何帮助人们找到适合他们的职业。韦兰特用统计法求证心理学理论，反映了60年代末的学术时尚。

当弗洛伊德被生物精神病学和认知心理学所取代，韦兰特的工作也面临危机。但是到90年代末，“正向心理学”的潮流让他的研究起死回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推动下，正向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幸福生活”主张被学术界和公众所接受。韦兰特成为这一领域的“教父”。他比其他人更早提出，心理学不仅能治愈疾病，也能改善普通人的生活。但在许多方面，他在这场运动中的角色就像个捣蛋分子。去年10月，他给塞利格曼的学生作演讲，谈正面情绪———敬畏、爱、同情、感恩、宽恕、愉悦、希望和信任———的力量。“幸福指南说，‘尝试幸福，你会发现这样做比痛苦更舒服’，这样说绝对没有错。”他告诉同学们。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告诉心理医生，他们会故意穿过马路，回避一个昨天才表扬过他的人？

事实上，韦兰特解释说，相比负面情绪，正面情绪让我们更脆弱。一个原因是，正面情绪是针对未来的。而恐惧、悲伤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保护我们免于攻击，或在痛苦的时候博得同情。感恩、愉悦的情绪，长期来看可以为我们换来健康和和谐的人际关系，但短期内却会将我们置于风险之下。这是因为，负面情绪可能伤人，正面情绪却可能被人所伤，被拒绝，导致心碎。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讲了一个故事。主角是一名格兰特研究对象。一名医生，深受爱戴的丈夫和父亲。“在他70岁生日时，”韦兰特说，“他刚退休，结束行医生涯。他的妻子悄悄联系了他的许多病人，问他们‘你能给我丈夫写一封感谢信吗？’不久，她就收到100封充满深情厚意，附带着照片的感谢信。她把它们装进一个漂亮的盒子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丈夫。”8年后，韦兰特采访这位医生时，他把盒子从书架上取下来，对韦兰特说，“乔治，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这个，”男人说着哭了起来，“但我是永远不会读它们的。”韦兰特总结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容忍被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转B06版）

研究幸福的科学家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有趣结论：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金钱并不能让我们更快乐；婚姻和信仰可让人更幸福（也可能是恰好相反：幸福的人更容易结婚或有信仰）；天生的幸福“基点”———一个人多数时候的快乐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但非绝对）决定我们幸福与否。

书店货架上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幸福生活指南”。但是，幸福到底是什么意思？过去30年，在全球幸福生活调查中，丹麦一直高居榜首。但丹麦人看上去并非乐呵呵的类型。如果问一个美国人“最近过得怎么样？”，他大多会说，“挺好。”如果问一个丹麦人，你会听到，“还可能比现在更糟。”“丹麦人通常对未来期待不高（很现实）。”一群丹麦学者总结说，“结果，年复一年，他们惊讶地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比他们预料糟糕。”

当然，研究幸福的科学家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有趣结论：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金钱并不能让我们更快乐；婚姻和信仰可让人更幸福（也可能是恰好相反：幸福的人更容易结婚或有信仰）；天生的幸福“基点”———一个人多数时候的快乐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但非绝对）决定我们幸福与否。但是，为什么自我感觉最幸福的国家，自杀率也是最高的？为什么一方面养育孩子被认为辛苦讨厌的差事，另一方面，人们却认为子女是他们最大的快乐源泉？科学家们依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研究对象218号

第一眼看上去，218号堪称格兰特研究的楷模。根据韦兰特医生的精神健康“十项全能”测评———18岁至80岁期间对心理素质进行的10个方面的评估，包括21岁至29岁评定的个性稳定性；70岁时评定的社会支持度———218号在各个方面都遥遥领先。

他的秘诀究竟是什么？是钢铁般的意志力？在大学一次事故后，他打着背部夹板回到校园，看上去依然乐观健康。他在感情上似乎也有着超常的坚韧。13岁时，他的母亲和父亲最好的朋友私奔。一年后两人重归于好，但是依然争吵不断，最后还是不欢而散。社会工作者家访时，他轻描淡写地提到父母的离异说，“这没什么，就好像电影里演的一样。有一天我也想尝试闹点婚姻问题。”

二战期间，218号参与了一项重要的武器研究，战后，他研究生毕业，然后结婚。岁月流逝，他和妻子的感情日益深厚。他母亲却一直是个问题人物，后来被诊断患有狂躁抑郁症，多次入院接受电疗。除了这一点不和谐之外，他似乎和生命中其他重要人物都相处融洽，并对外祖父有着尤其深厚的感情。

他的档案显示，他人生中唯一的小小遗憾是职业选择。大学时代，他憧憬未来要赚大钱，另一方面又怀疑也许当医生更有前途。战后，他觉得自己对金钱不再像从前一样执着。33岁时，他在调查问卷中说，“如果能够重来一遍，我确信自己应该当医生———但现在太晚了。”44岁时，他卖掉了自己的公司，考虑是否去高中教书。他似乎觉得“他这辈子对人类没有做过真正的贡献。”74岁时，他再次重申，如果可以重活一次，会选择行医。事实上，他的父亲曾建议他当医生，以此逃避兵役。结果适得其反，他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

1987年，63岁的218号在问卷中写道，“也许我在骗自己，但我不希望改变生活中任何东西。”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在自欺欺人。他自己也无从知道。根据韦兰特医生的心理适应理论。我们对付现实的方法是扭曲现实，只不过我们在无意识地这样做。一旦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会有一大堆更多的问题冒出来。

218号似乎从未有过这样的烦恼。当被问到“是否有什么信仰、哲学理论帮助他度过人生困难？”他回答说，“这很难回答，因为，我不是个爱自省的人。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也许可以说一种哲学）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或者像《圣经·传道书》中说的一切都是‘捕风捉影’，反正，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事情让我觉得痛不欲生。”

研究对象47号

他是个典型的反英雄，是个破坏分子。从个人档案的第一页看，他就是个性格让人侧目的人物。在社会工作者的办公室里，他笑得旁若无人，一边还使劲拍打扶手椅。采访他的人刘易斯·格利高里在档案中写道，“他似乎觉得‘家庭特质’很可笑。他有一种让人愉快的即兴式幽默……很有感染力。”他自己在问卷中说“如果你对我的家人说我是个‘正常孩子’，他们会笑掉大牙。”

他逃避战争，拒绝服兵役。在1946年的调查问卷中写道，“我回答了太多问题，现在我想问你们这些家伙几个问题。你们凭什么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应社会“？幸福？满足？充满希望？如果这些人拼命去适应一个注定要在未来几十年里把这个世界毁掉的社会，那么该去如何看待这些适应者？”

他结婚早，干过各种零工，还曾经去一家医院当实验“小白鼠”，研究题目是“遭遇海难后人的生存”。那时候他对医院精神科病房里住的“疯子”倍感兴趣，思索着能否逃脱“WASP茧子”的束缚。后来他进入公共关系行业，生下3个孩子。

他说想当个作家，但那似乎只是个遥不可及的美梦。他开始酗酒。在大学时，他是无酒精派对的灵魂人物。1948年，他开始喝葡萄酒。1951年，他养成不时小饮一杯的习惯。到了1964年，他在问卷调查中写道，“我吃得太多，抽烟太多，喝酒太多，喝咖啡太多，运动太少，得尽快改变这个状况。”另一方面，他又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害怕改变习惯会打破平衡。“对于一个神经质的人，我算是适应良好的了。”

离婚后，他搬迁到大陆另一头，第二次结婚又离婚———他为情妇离开了第二个老婆，情妇又离开了他———接着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然后他开始写作，成了全职作家。格兰特研究的问卷调查上也留下他的不少出众笔墨。有道问题是，“什么信仰支撑你走过艰难时光？”他写道，“重要的是爱和尝试，哪怕爱和尝试的结果很蠢、白费劲，或者根本看不到一丝痕迹。”当被问到格兰特研究对他的影响，他回答，“只是多一个证据说明，我是上帝的宠儿，不过，我其实不再需要这样的证据，多谢。”

上世纪70年代初，韦兰特医生登门拜访。那时47号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房间里有一张旧沙发，一台破打字机、满水槽脏碗碟。他再次问韦兰特，他对“正常”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他最喜欢《悲哀与怜悯》（TheSorrowandthePity）这部影片。在片中，格兰特研究所定义的“正常人”都和纳粹狼狈为奸，而“怪人和同性恋却加入了抵抗军。”他建议韦兰特医生去读一读约瑟夫·海勒的书，了解一下传统成功商人的悲哀。

韦兰特在他的笔记中写道，47号“的精神状态似乎自相矛盾。”显然他患有忧郁症，但看上去却精力充沛，洋洋自得。“在战争年代，他也许能成为抵抗军领袖，他似乎确实是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人。”好奇的韦兰特将自己的部分手稿寄给47号，征求他的意见。他答复说，“数据部分引人入胜，分析手段非常复杂。但最终的判断和结论过于简单。”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想象某个可怜的王八蛋达到了你所定义的成功标准，……退休后移居风景宜人的热带，整日盯着窗外的海洋，等待下一次心脏病发作，一边思考他这辈子到底少了些什么。一个人在临死前一刻，带着满足的微笑想，”哇，我这辈子算得上物尽其用了。“另一个人在死前还念念不忘地想坐时光机器回去完成某个未竟事业。这两种人生又有什么区别？”

218号后来成为勤奋高产的作家、一位重要的同性恋权利斗士。晚年，他和父母、子女、前妻的关系得到改善。他养成了散步的习惯，依然嗜酒。他解释说，拴了一天，晚上也该把狗放出来遛一下。

1981年，格兰特研究的问卷调查问“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来，你是否有什么问题需要求助于人，如果有，会寻求谁的帮助？”他回答，“我已经认识到，‘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但没有用还添乱。你能相信阿里·博克会怎样帮助我吗？所谓的‘以帮助人为职业的专家’通常是主流文化追随者，比如牧师和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和韦兰特除外）。”

与此同时，韦兰特医生在记录中这样评价47号：“我的头脑中还在争论，我无法预知他是否特例，他能否打破所有精神健康规则，酗酒如命依然得到善终，或者最终以悲剧收场。只有时间能够得出结论。”韦兰特劝他戒酒。不久他摔下楼梯死了，死时64岁。验尸报告说他血液里酒精浓度极高。

说到适应人生，47号像侦探小说一样让人无法猜测结局。韦兰特仰慕他的无私、高尚和雄辩。但也担心“他和死亡、自杀、贫困走得太近”。他反驳说，“当然，死亡是最准确的预测……见鬼，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死了。如果不幸言中，让所有人知道……尤其在人生的最后5年———‘我肯定是透彻地活过了！’”

幸福的生活有标准吗？我们能否笼统地评价说，谁谁谁曾拥有“幸福的人生”？有时候，韦兰特像科学家一样冷静地陈述事实。在《人生适应》一书里，他写道，“作为发现真相的途径，实验当然比直觉准确。”更多的时候，他喜欢从文学和哲学的角度看问题。在同一个段落里，他写道，“他们的人生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太人性化，对统计数字而言太优美，对医学诊断而言太悲伤。”在一次对话中，他形容格兰特研究的文档就像几百部《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来我问他，人是否会改变。他的研究教给我们什么样的幸福生活道理。他回答，“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来波士顿，读一读这些俄罗斯小说？”

确实，人生———无论是戏剧化的，可悲的，让人深省的，还是疲惫透支的———有其独特的振动频率，数据和图标是永远无法与之同步的。透过那些记录在泛黄纸张上的文字，似乎能听到这些男人的声音，看到岁月流逝时代的变迁（他们投了谁的票，杜威还是杜鲁门？你如何看待今天的学生示威、嬉皮士和吸毒问题？），看到秘密曝光（有一个人直到70年代末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像这样深度而私密的人生报告确实够得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题材。